【29、答司马谏议书1】自古以来，士人之间常因政见不同而产生争执，然真正有识之士皆以理服人，不以势压人。余虽不才，然亦愿以诚心应之，故作此书，以答司马君实之问。
君之所言，多出于对新法之疑，余观其意，非全无道理，然亦未尽知变法之本。夫治国之道，非一成不变，当因时制宜，顺乎民心。昔者商鞅变法，虽遭世之讥，然秦以之强；王安石变法，虽遭群臣反对，然亦为一时之良策。
今之天下，积弊已久，民困财乏，官吏腐败，军备废弛。若不改革，何以图存？余所行之事，皆为救国于危难之中，非为私利，亦非为权势。然世人多以旧法为尊，视新法为异端，此乃保守之风所致，非独余一人之过也。
君谓“侵官、生事、征利”，此三者，实为误解。所谓“侵官”，非余越权，乃为国家之需，设职以治事，岂可因人而废？“生事”者，非兴事扰民，乃为革除旧弊，使百姓得其所；“征利”者，非夺民之利，乃为开源节流，使国库充盈，民力得以休养生息。
余非不知君子之责，亦非不知忠言逆耳。然若因人言而止，岂非误国？古人云：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。”余愿以一身之责，担天下之忧，虽千万人吾往矣。
愿君明察，勿以偏见阻正道。若能共谋大计，同济时艰，实乃社稷之福。否则，徒增纷争，终损国事。
谨此奉复，伏惟钧鉴。
